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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在下行过程中会有平台期吗?

中国经济在越过了2007年高点后,跟随潜在增长率下行而持续下行,反映了中国经济已经渡过了追赶期,正处于转型期,并向着更加稳定高效的成熟期迈进。在转型期间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经济在下行过程中会有平台期吗?东亚各国经济增长轨迹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在高增速后都开始了长期下行,这体现了经济转型的一般规律。日本在转型过程中的平台期来源于不可持续的泡沫经济,日本在70年代上半期和90年代上半期出现了经济增速急速下降的情况,80年代则出现了平台整理期,依靠过度投资维持虚假繁荣。在经济转型期,妄图单纯依靠财政刺激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必然无法实现的。我们认为,中国不会重复日本老路,平台期难以出现。从中国的政策选择来看,政府已经放弃了依靠房地产和基建拉动短期增长,长期政策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心坚决。尽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反复强调稳增长,但更多是对于短期过急过快的转型政策的纠偏,而不是回归到大规模刺激的老路,因此这种虚假的平台期也很难出现。中国转型阶段更注重长期战略目标的实现,将构筑以共同富裕为核心、以科创和双碳为两翼的政策铁三角,由此渡过转型期进入成熟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一、东亚路径:追赶与转型

东亚各国经济增长轨迹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在高增速后都开始了长期下行。不论是以2007年还是2010年作为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起点,在资本对经济的贡献越过高点后,全要素生产率尚无法成为经济增长的新支撑,中国经济也难以避免长期下行的趋势。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均存在这样的历史经验,因此克鲁格曼在1994年提出了“东亚无奇迹”,认为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是仰仗于大量的资本积累及密集的劳动力投入,长期来看高速经济增长无法支撑。实际上日本和韩国确实也在经济增速超过10%后,越过高点开始下行,剥离出长期经济增长的趋势来看,日本在1968年之后、韩国在1988年之后经济都进入了长期下行通道。

 东亚国家经济增速的趋势性下行体现了经济转型期的规律。从经济的高速度增长到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必然伴随着经济发展增速的下降,当粗犷发展的经济越过增速高点,会从高速低质的追赶区域落入质量尚未提升,增速却已经下降的转型区域,此时经济增长正在面临动力的转换,或者进入由全要素生产率支撑的成熟区域,或者持续下行进入“中等收入陷阱”。作为理想状态的高光区域很难见到,其出现需要以技术突破为契机,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技术跳跃式发展给美国带来长达近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但这种高光时刻不长,大多数成熟经济体在多数状态下仍在高质低速的成熟区域内运行。

处于转型阶段的经济体需要进行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关注“贫困陷阱”问题,强调的是资本不足使低收入国家无法跳出绝对贫困的恶性循环。二战后独立的新兴民族国家,或是通过高储蓄率、或是通过引入外资,东亚、东南亚和拉美不少国家已经越过了“贫困陷阱”,经济增长的目光开始聚焦到“中等收入陷阱”。

日本学者大野健一将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动力进行了总结,认为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动力沿着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吸收、产品创新和路径创新四个阶段。在经济的追赶期,外商直接投资和技术吸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资本大量投入、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快速收敛;在经济转型期,这两部分增长动力在衰减,创新动力的作用不断增强,创新成为了能不能实现经济转型成功的关键性作用。

世界银行在《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中提到,一国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发展机制,与实现起飞的机制有着根本区别,一个国家可以遵循最初的发展战略和增长机制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但却难以再依靠这套战略和机制继续从中等收入跨向高收入阶段。因此对于进入转型阶段的经济体而言,走向依靠创新的经济增长是必然的选择

 二、日本的平台期:不可持续的泡沫经济

在东亚经济体经济增速下行的过程中,日本和韩国的下行通道并不完全一致,与韩国经济近乎匀速下行不同,日本经济表现为下台阶式,在70年代上半期和90年代上半期出现了经济增速急速下降的情况,而在80年代则出现了平台整理期。

从日本经济增长的动力来看,80年代初期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已经出现衰减。从70年代开始日本劳动力增长放缓,虽然在80年代劳动力供应仍受益于第二波婴儿潮,但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储蓄率不断下降,资本积累放缓;同时技术引进的后发优势逐渐丧失,日美贸易摩擦频起。

80年代的日本并未意识到支撑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经发生了变化,仍旧依靠过度投资维持经济的虚假繁荣。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机制有多种原因,其中过急过送的货币政策毫无疑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财政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在泡沫破裂前,日本政府出现过两轮的财政扩张。第一轮财政扩张出现在70年代下半期,当时已经能够看到日本政府对于经济增长的预期已经明显高于实际,第二轮财政扩张出现在80年代下半期,将泡沫经济推向高潮。1986年4月,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中曾根康弘的私人咨询机构“为实现国际协调的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在日本银行前总裁前川春雄主持下发布了《为实现国际协调的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报告书》,也就是《前川报告》,该报告认为日本出口动力难以为继,需要将经济政策的重心转向扩大内需。而要如何扩大内需,《前川报告》提出的方法是大幅扩大公共投资。基于该报告,日本政府于1987年推出了《第四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新一轮房地产建设项目,希望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以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从1988年开始,日本政府财政支出又进入了快速增长的状态。但这种经济增长是低效率低质量的,日本经济其实在转型区域强行退回至追赶区域,这种退回很难持久。

在泡沫破裂后,日本政府继续实施了大规模财政扩张,1992年日本政府推出了10.7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计划,此后的两年里又接连推出了总规模共计34.4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政策,但大规模密集的财政刺激并未起效,1994年GDP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形势日益严峻,1998年日本桥本内阁推出了总规模高达16.7万亿日元的财政刺激,接任的小渊内阁继续推出了23.9万亿日元的刺激政策,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虽然使1999年日本GDP降幅收窄到了-0.3%,2000年日本经济出现正增长,但已经无法回归高速增长了。这也意味着,在经济转型期,妄图单纯依靠财政刺激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必然无法实现的。

 三、中国转型过程中会有平台期吗?

长期看,2007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的下行反映了生产要素变化带来潜在生产的下行,是转型期经济增长变化的必然规律和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增速的稳定下行是好事,不必过分担忧。东亚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表明,如果不顾客观规律的要求,过分的强刺激反而会带来长期的伤害。对此,我国政策决策当局已经有正确的认识和明确的行动。 

中国不会重复日本下行通道,平台期难以出现。日本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转型中平台期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政府的大规模刺激。从中国的政策选择来看,政府已经放弃了依靠房地产和基建拉动短期增长,长期政策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心是比较坚决的。尽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反复强调稳增长,但更多是对于短期过急过快的转型政策的纠偏,而不是回归到大规模刺激的老路,因此这种虚假的平台期也很难出现。 

 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也出现了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均下行的状态,中国经济在增速下行的过程中开始了结构转型。从GDP增速进入“7”时代开始,中国经济基本呈现出匀速下行的特点,“7”时代持续了约4年14个季度,“6”时代持续了约4年15个季度。从季度的维度来看,从进入“5”时代已经过了9个季度,而从年度来看,加入以2020年作为“5”时代的起点,也已经经过了近两年,由于疫情扰动“5”时代持续的时间长度可能会与以往不同,但毫无疑问,到十四五期间的末尾“5”时代也步入尾声,“4”时代开启。

 四、共同富裕、科创和双碳构成经济转型期的政策三角

在十四五期间,伴随着经济转型,中国经济出现很多结构性变化,政策的长期目标要服务于经济转型。在转型期内,如果中国的这些长期目标能够实现并能抵制短期过分刺激的诱惑,那么中国经济将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步入成熟经济增长形态,经济增长的质量得到提升,同时经济增速保持低速增长的水平,但增长更加稳定。 

1、共同富裕是一个什么问题?

共同富裕是长期政策铁三角的重要一角,对宏观经济增长和转型都具有重要影响。共同富裕更多的涉及到经济以外的范畴,我们需要从政治哲学等范畴的角度思考共同富裕到底是一个什么问题?

第一个层面上看,共同富裕不是一个生产问题,而是一个分配问题。在当前的制度和技术条件下,经济仍将保持持续增长,经济的蛋糕不断变大不是问题,因此蛋糕变大是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而不是问题本身。由于现时的收入和财富差距过大,已经对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和谐产生了负面影响,共同富裕的本质就是要解决收入和财富的合理分配问题。第二个层面上,共同富裕涉及到平等分配问题,它是要求是绝对平等还是差异平等?显然,绝对平等的观念已经被抛弃。绝对平等只在国家建立前的原始社会存在过。在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由于物质极大丰富,可以实现绝对平等。

第三个层面,共同富裕是过程的平等还是结果的平等?新古典自由主义强调过程平等,按照某些普遍的规则行为,全社会都遵守这些规则和程序,而不必过多地考虑人们行为的结果。与新古典自由主义不同,新自由主义认为,社会资源和要素分配的结果必须符合正义原则,它要求分配结果的实质性的平等,但实质性的平等不是绝对平等,而是差异平等。对于我国共同富裕战略而言,过程平等与结果平等两个方面都需要改进,但总体看,结果平等的重要性更大。

新自由主义大家罗尔斯提出的差异分配原则对我们共同富裕战略具有借鉴意义。罗尔斯提出“公平的正义”(justice as fairness),并给出了如下两个原则:第一原则,每个人对于与其他人类似的自由相容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拥有同等的权利;第二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这样安排:1)它们被合理的期望合乎每个人的利益;2)它们与职位和公职向所有人开放。这种经济的不平等只能是职位和公职向所有人开放带来的结果,而不仅仅向少数有能力有资源的人开放,而且社会应该向促进所有人增强这种能力而努力。罗尔斯的第二个原则涉及到经济利益的分配,体现的是差异分配原则。经济资源是有限的,在个人占有上是排他性的,实际上无法被均等的分配,这种无法被均等分配的东西,只能做不均等分配,即差异分配,但差异分配应该有利于每一个人。

如何理解对所有人有利?罗尔斯认为,对所有人有利,必须挑出一组人,即处于最不利地位者,从他们的观点看分配,他们满意了,差异分配才能实现。如何选取最不利地位者?罗尔斯提出两个方法:1)选取一个特定的社会职位,没有技能的工人,然后把收入低于这个人群的人看作处于最不利地位者;2)根据收入和财富水平确定,把收入和财富低于平均水平50%的人定义为处于最不利地位者。第2种分类对我们思考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价值。罗尔斯对第二原则进行了修正: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必须这样安排,1)给处于最不利地位的社会成员带来最大的利益;2)它们与机会平等条件下职位和公职向所有人开放相挂钩。

对收入分配问题的重视与经济社会变化高度相关。从西方来看,20世纪上半页,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国内国际问题,比如大萧条。杜威认为,19世纪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曾经给予个人新的机会,现在变成压制多数人的东西,破坏了机会平等,破坏了多数人的自由。理论层面上看,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开始退出社会舞台,新自由主义逐步占据主流理论,新自由主义的哲学思想和凯恩斯主义登台,强调政府必须承担起增进个人自由能力之职责。从我国来看,我们也到了要解决收入财富差距问题的时候了。未来我国共同富裕的政策设计在坚持新时代理论的同时,会更多体现新自由主义哲学的特征。比如,习总书记强调的共同富裕一个人都不能少,与罗尔斯所讲对所有人有利比较有些类似。

我们从共同富裕的内涵及相关指标体系中判断,共同富裕的目标总体上有三大方向:1)缩小差距,包括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2)强调政府的公共服务;3)规范资本的无序扩张。

从行业层面上看,共同富裕主题下的行业政策分为两条逻辑主线:一是涉及民生的相关行业,比如养老、教育、医疗、房地产等,政策的侧重点在于强化政府提供相关服务的作用,政府的地位上升,减少资本主导下的过度市场化,保证公平性;二是资本无序扩张问题明显的行业,比如互联网平台经济,政策的侧重点在于严格监管企业主体的市场行为,加强反垄断,维护公平,提高效率。

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涉及到保持消费持续增长和经济转型到消费经济的轨道上。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一般较高,从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来看,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远高于城镇居民,几乎接近1,因此制约农村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是收入,在扩中提低和缩小城乡差距的过程中,中国居民消费潜力也将得到明显地释放。

2、我国经济的创新动力由模仿创新转变为自主创新

我国经济的创新动力由模仿创新转变为自主创新。根据熊彼特创新理论,发展是创新的结果,是创新的函数,同时这种创新并非匀速,因此经济发展表现出周期性特征。Philippe Aghion将熊彼特的理论进一步演绎,创新又可以被分为模仿创新和自主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其创新动力主要来自于对成熟技术的模仿创新,而目前我国与世界前沿技术的差距基本已经消失,这也意味着模仿创新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快速衰减。因此,我国今后的经济发展将主要依靠自主创新拉动。

高技术产业是十四五期间的长期主线。从十三五期间开始,我国高技术产业的生产与投资增速都持续快于整体,截至2021年11月,高技术产业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速为19%,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同比增长16.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累计同比增长22.2%。微观层面的工业品产量也能够体现这种变化,近几年来原煤、生铁、粗钢等产品增速维持低位,而集成电路、计算机、新能源汽车产量在大幅增长。随着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高技术产业也将成为贯穿十四五期间的长期主线。

3、双碳是贯穿于经济转型的长期主线

 “绿天鹅”指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事件可能引起的金融风险绿天鹅来临的可能性正在增大,1998年至2017年,气候相关灾害造成的损失高达22450亿美元,比1978年至1997年期间增长151%。英国央行前行长卡尼曾经将气候变化的影响比喻为“地平线上的悲剧”,气候变化即将给未来治理带来高昂成本,但当前却没有动力去解决问题。一旦气候变化成为金融稳定的现实威胁,再着手防范就太晚了。只有尽快向低碳经济转型,并遵循预期的转型路径,风险才能最小化。

能源转型与碳中和成为全球性议题,巴黎协定使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一个突出的表现是火电发电量在各国发电量中的占比都呈下降趋势,欧洲部分国家甚至推出了退煤计划。由于双碳目标在短期内的经济效益并不高,因此双碳转型必然要以政府投资主导,私人投资作为补充。我国十四五期间将持续践行碳减排。《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里提出,“到2025年,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初步形成,重点行业能源利用效率大幅提升。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20年下降13.5%;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0年下降18%;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森林覆盖率达到24.1%,森林蓄积量达到180亿立方米,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奠定坚实基础。”想要达到这个要求,意味着单位GDP能耗年均下降速度要为2.86%,在十四五期间能源转型所带来的行业变化仍将继续。

双碳目标也是实现经济转型的一大重要抓手。伴随着经济转型,第二产业的贡献逐渐降低,高端制造业发展,单位GDP能耗存在着自然的下降。但想要实现碳减排的目标,仍需要对高碳排放行业采取针对性措施。中国的高碳排放行业主要是电力热力生产与供应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因此从行业层面上来讲,碳中和的主要行业为电力、钢铁、建材。而针对高碳排放行业,碳中和并不仅仅是限制产能,更重要的是进行技术改造和技术升级,增加清洁能源比例。因此双碳和主题是十四五期间甚至更长时期内经济发展的一条脉络,产业转型和技术升级是实现双碳的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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